天数
牧羊场·月光/〔法〕让·弗朗索瓦·米勒/布面油画
自从那个如今已经无法追回的夜晚，
或者，从你那蒙眬的双眼
于黄昏乍始的时分平生头一次
在一处花园或庭院得识月亮的容颜，
那皓月就怀着脉脉情意
（维吉尔大概是这么说的）与你为伴。
永远都会这样吗？我知道，
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坦白地告诉你：
你将再也见不到那轮明月，
天数有定，谁也不能改变，
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。
即使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窗户
也于事无补。晚了。你再也找
不到月亮的踪迹。
我们活着，一次又一次地
看到又忘却夜幕下那甜蜜的景观。
应该好好珍惜。这可是最后的机缘。
（彭慧慧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《天数》一书）
牧羊场·月光/〔法〕让·弗朗索瓦·米勒/布面油画
自从那个如今已经无法追回的夜晚，
或者，从你那蒙眬的双眼
于黄昏乍始的时分平生头一次
在一处花园或庭院得识月亮的容颜，
那皓月就怀着脉脉情意
（维吉尔大概是这么说的）与你为伴。
永远都会这样吗？我知道，
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坦白地告诉你：
你将再也见不到那轮明月，
天数有定，谁也不能改变，
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。
即使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窗户
也于事无补。晚了。你再也找
不到月亮的踪迹。
我们活着，一次又一次地
看到又忘却夜幕下那甜蜜的景观。
应该好好珍惜。这可是最后的机缘。
（彭慧慧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《天数》一书）
《读者 》
2019年4月第7期
百分百的孝子
在冬日四五摄氏度的夜晚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从出租屋往父母家走去。
如果是10年前的我，看到自己在街上溜达着主动回家，那我一定会觉得荒谬极了。那时候，我经常想方设法地躲着我妈，双方直线距离没有1000公里，我心里都有一股恐慌感。
但这天晚上，我内心的确有着相当的渴望，因为沈女士好久没出现了，她竟然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。她上个礼拜去探望一个开刀的亲戚，回来都没跟我讲一句八卦。她留在我家的锅没拿走，托我买的药膏一个字都不记得提。
她到底在忙什么？
上海乡下的独生女儿，都是流行养在家里的，带着老公、孩子住在自己原来的家里。
独生女儿总的来说，都是一群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。我真的瘫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天只管坐下来吃饭，一边吃，一边挑剔：“这个菜烧得怎么这么咸！”
她不会生气，只会皱紧眉头辩解一下：“我真的几乎没有放盐。”
以前每次坐国际航班回来，我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爸：“爸，来接一下，深夜两点到。”我丈夫在旁边翻着白眼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不要让你爸来了。”
我爸坚持：“还是让我接吧，太晚了不好叫车。”
啊，这种在家叱咤风云的感觉啊！
新家离我家只有3.3公里，来回走一趟，9000步。
他们来了一次，在寒夜里步行40分钟，进来只坐了10分钟，丢下几个进口杧果、一个哈密瓜，就说要回去了。我回报给他们3个小小的砂糖橘，说：“在路上吃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父母和子女之间，没有公平可言。
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我父亲正在一个人吃晚饭。
我妈不在家，出去玩了，至于去的地点，我爸说不出来，似乎是去逛街了。
我在家里跟小猫贝壳玩了一会儿，终于没忍住，给沈女士打了电话。
她说她在泡牛奶浴。
她最近一次跟我见面，还是一周前的下午。她忽然打电话来，问我要不要吃银耳羹。
当时我一个人在家，饥肠辘辘，便爽快地同意了。
沈女士开着小电动车风驰电掣地赶来，比那些送外卖的快多了。她拿着一口巨大的保温锅，还拿了一袋给我买的零食，里面是话梅、蜜饯。
走之前，她跟我说了说小猫的情况，说最近她不打麻将了，老是输钱；说她想跟人一起坐游轮去法国……我过了两个小时才写完稿，打开保温锅，发现里面的银耳羹还是热的。我鼻头一酸。我不应该这么脆弱的，只是离家3.3公里。
躺在沈女士经常坐的沙发上，听到我爸忽然很不客气地给她打了个电话：“小姑娘都回来了，你在外面干吗？”
沈女士终究没有回来，我又在冬夜里走回家去了。
我无比思念沈女士。
（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和毛利午餐”，连培伟图）
在冬日四五摄氏度的夜晚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从出租屋往父母家走去。
如果是10年前的我，看到自己在街上溜达着主动回家，那我一定会觉得荒谬极了。那时候，我经常想方设法地躲着我妈，双方直线距离没有1000公里，我心里都有一股恐慌感。
但这天晚上，我内心的确有着相当的渴望，因为沈女士好久没出现了，她竟然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。她上个礼拜去探望一个开刀的亲戚，回来都没跟我讲一句八卦。她留在我家的锅没拿走，托我买的药膏一个字都不记得提。
她到底在忙什么？
上海乡下的独生女儿，都是流行养在家里的，带着老公、孩子住在自己原来的家里。
独生女儿总的来说，都是一群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。我真的瘫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天只管坐下来吃饭，一边吃，一边挑剔：“这个菜烧得怎么这么咸！”
她不会生气，只会皱紧眉头辩解一下：“我真的几乎没有放盐。”
以前每次坐国际航班回来，我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爸：“爸，来接一下，深夜两点到。”我丈夫在旁边翻着白眼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不要让你爸来了。”
我爸坚持：“还是让我接吧，太晚了不好叫车。”
啊，这种在家叱咤风云的感觉啊！
新家离我家只有3.3公里，来回走一趟，9000步。
他们来了一次，在寒夜里步行40分钟，进来只坐了10分钟，丢下几个进口杧果、一个哈密瓜，就说要回去了。我回报给他们3个小小的砂糖橘，说：“在路上吃吧，注意安全。”
父母和子女之间，没有公平可言。
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我父亲正在一个人吃晚饭。
我妈不在家，出去玩了，至于去的地点，我爸说不出来，似乎是去逛街了。
我在家里跟小猫贝壳玩了一会儿，终于没忍住，给沈女士打了电话。
她说她在泡牛奶浴。
她最近一次跟我见面，还是一周前的下午。她忽然打电话来，问我要不要吃银耳羹。
当时我一个人在家，饥肠辘辘，便爽快地同意了。
沈女士开着小电动车风驰电掣地赶来，比那些送外卖的快多了。她拿着一口巨大的保温锅，还拿了一袋给我买的零食，里面是话梅、蜜饯。
走之前，她跟我说了说小猫的情况，说最近她不打麻将了，老是输钱；说她想跟人一起坐游轮去法国……我过了两个小时才写完稿，打开保温锅，发现里面的银耳羹还是热的。我鼻头一酸。我不应该这么脆弱的，只是离家3.3公里。
躺在沈女士经常坐的沙发上，听到我爸忽然很不客气地给她打了个电话：“小姑娘都回来了，你在外面干吗？”
沈女士终究没有回来，我又在冬夜里走回家去了。
我无比思念沈女士。
（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和毛利午餐”，连培伟图）
《读者 》
2019年4月第7期
遥远的船
这些日子来，我常常想起里奥。这晚，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他。仓库里很冷，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。办公室上周发来一箱手套，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。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。二十年前，当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，我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，但他们对我很好。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，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发的养老金，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。我挺喜欢我的工作，除了去海滩漫步，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原因。
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，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。偶尔，我会发现，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。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，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，这样，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，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。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。自从失去了里奥，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。
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。这里没有窗户，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、孟买或者鹿特丹。外面，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，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。在另一个方向，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。在陆地停止的地方，别的东西又开始了，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，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，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。
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。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，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。每两天，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、曼彻斯特、伦敦和彭赞斯。
每个清晨，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深处的画面。我爱那些包裹上城镇的名字，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随意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。
几百年前，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。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，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，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。画的前部，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。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，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，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。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。
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稳定，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。他们大开着窗户，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古老的帆船上。
清晨来临，我当班结束，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。就像小男孩一样，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。
我打好表，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。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。画着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。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。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。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，却从不能假装悲痛。
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。首先，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，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，我路过的时候，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，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。夏日里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。
再过几个小时，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。我停下脚步，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。我的左腿总是很痛，在冬天情况会更糟。圣诞节这会儿，一切都很糟。
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，把它们变成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。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。有时我会跪在那扇窗下，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。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，我便继续向前走。一路上，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。我想念秋天——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。之后是冬天。然后便是这充满奇迹的季节，一切又会无畏地获得新生。
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，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。窗帘从里面拉上，挡住了外人的眼睛。
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，嘴里衔着一条又圆又胖的虫子。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。
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。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，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，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，带着一种因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。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。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，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，而那又让我想起了里奥。
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，如同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。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。
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。可现在，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。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。
二十年前，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，我感觉到一种释放。房子是如此宁静，出于某种理由，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，她在六十八岁那年去世，跟我和杰妮结婚在同一年。我母亲在冰面上滑倒，摔断了髋骨，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在医院里死去，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。
上个周日，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，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，变厚了。
二十年来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，不过曾经有段时间，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。没有语言的痛苦，我过了如此之久。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。
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，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。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，就像眼盲的兄弟姐妹那样。
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。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。远远看过去，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。上个星期，那些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。我摇了摇头。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，里奥如果活着，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。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。
我一直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。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。其实那只是间客房，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。
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我已经太老了，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。
杰妮的年纪跟我一样，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，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。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我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，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，闻上去像是有人在熨烫衣物。
杰妮生活在洛杉矶。我们依然是夫妻，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。人们在洛杉矶拍电影，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。
有时，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窗户上了。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，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。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，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。这时，孩子们像热水一样飞奔到操场，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。我愿意用任何东西——甚至是我的回忆，特别是我的回忆——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。他不在我怀里，那缺失的重量，是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那起意外发生后，我很快就不再说话，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、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。有时候，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，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。意外发生之后，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。杰妮回到美国，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。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，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，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。他们就像牧师一样——被某种宗教的神性弄得盲目了。
如果杰妮能看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没有希望和暗淡凄凉，她会很震惊的。现在除了汽车被允许开到市场上来，还有一条卡车可以通行的公路通到山上，这座村子没有任何变化。当我认为我在那次事故之后不久也将死去的时候，我开始写一本书，然后再也没有停下来过。它的名字叫作：《梦想是童年丢失的城市》。
二十年来，我并不是每天都写。在我死去之前，我是不会完成它的。我在写的这本书是终结其他所有书的那一本，我的死将会是结局的那一章。我也画了书里所有的插图。这本书是关于我和里奥还有杰妮在一起的生活的。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画出来，所以我在画上用一个“X”代表我自己。有时当我阅读之前写的章节时，我会突然置身于旧日时光之中——就像置身于有人用你的人生搭建的剧院布景里。回忆就像由演员来扮演的人生。
杰妮总在阳光中醒来，她总是喝着橙汁。就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，洛杉矶依然很温暖。在美国，有些人是在沙滩上过圣诞节的，在澳大利亚也是。而我总是在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中醒来，那声音就像一百个威尔士母亲的唠叨。每个雨点都是带有微小锈迹的一个记号。
杰妮是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气候的。班戈有一所大学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观察云朵。我还记得她对那一大团白色的、缓慢地打着旋儿扩大的东西是多么吃惊。我给了她一纸杯的鸟蛤。以前你可以从运货的马车上买到这些东西，但那些鸟蛤都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杰妮的口音非常柔滑和浓郁。我以前总希望我的祖先也去了美国，也许那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也许我们会在剧院相遇，在车辆入口处相遇。也许里奥和我就可以一起组装出一部老破车——就是人们会在车库里鼓捣出来的那种车。
二十年前，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。我只是想转向里奥，冲他做鬼脸，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。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，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。我愿意认为，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、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。他们是在也同样照耀着我们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。月亮，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。
他们告诉我，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。
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。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。大多数人正要醒来。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，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，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。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。雾气消散开来，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。火点起来了。威尔士的早晨充满了煎鸡蛋和木头生火的烟味。孩子们在温暖的床上打着滚，他们很快会从梦的怀抱中挣开。所有的怀抱都是上帝的使者。这里现在还是夜晚，但在别的地方已经是白天，日夜的交替轮回以某种方式一直在继续，继续，不管我们是否置身其中。
突然之间，天空充满了雨，雨点有拇指那么大。很快就是圣诞节了，学校里的孩子在排演一出戏，他们还自己做了戏服。夜是悬挂着的破旧的面纱。现在是满月，但是总有月亏之时。里奥的脸在每一面镜子里等待着我。梦是我们的灵魂未完成的羽翼。
（长 日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《黑暗中的绽放》一书，王 娓图）
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，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。偶尔，我会发现，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。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，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，这样，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，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。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。自从失去了里奥，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。
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。这里没有窗户，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、孟买或者鹿特丹。外面，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，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。在另一个方向，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。在陆地停止的地方，别的东西又开始了，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，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，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。
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。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，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。每两天，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、曼彻斯特、伦敦和彭赞斯。
每个清晨，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深处的画面。我爱那些包裹上城镇的名字，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随意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。
几百年前，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。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，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，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。画的前部，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。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，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，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。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。
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稳定，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。他们大开着窗户，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古老的帆船上。
清晨来临，我当班结束，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。就像小男孩一样，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。
我打好表，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。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。画着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。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。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。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，却从不能假装悲痛。
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。首先，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，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，我路过的时候，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，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。夏日里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。
再过几个小时，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。我停下脚步，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。我的左腿总是很痛，在冬天情况会更糟。圣诞节这会儿，一切都很糟。
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，把它们变成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。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。有时我会跪在那扇窗下，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。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，我便继续向前走。一路上，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。我想念秋天——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。之后是冬天。然后便是这充满奇迹的季节，一切又会无畏地获得新生。
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，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。窗帘从里面拉上，挡住了外人的眼睛。
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，嘴里衔着一条又圆又胖的虫子。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。
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。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，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，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，带着一种因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。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。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，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，而那又让我想起了里奥。
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，如同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。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。
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。可现在，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。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。
二十年前，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，我感觉到一种释放。房子是如此宁静，出于某种理由，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，她在六十八岁那年去世，跟我和杰妮结婚在同一年。我母亲在冰面上滑倒，摔断了髋骨，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在医院里死去，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。
上个周日，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，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，变厚了。
二十年来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，不过曾经有段时间，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。没有语言的痛苦，我过了如此之久。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。
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，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。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，就像眼盲的兄弟姐妹那样。
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。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。远远看过去，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。上个星期，那些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。我摇了摇头。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，里奥如果活着，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。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。
我一直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。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。其实那只是间客房，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。
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我已经太老了，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。
杰妮的年纪跟我一样，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，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。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我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，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，闻上去像是有人在熨烫衣物。
杰妮生活在洛杉矶。我们依然是夫妻，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。人们在洛杉矶拍电影，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。
有时，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窗户上了。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，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。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，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。这时，孩子们像热水一样飞奔到操场，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。我愿意用任何东西——甚至是我的回忆，特别是我的回忆——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。他不在我怀里，那缺失的重量，是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那起意外发生后，我很快就不再说话，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、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。有时候，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，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。意外发生之后，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。杰妮回到美国，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。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，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，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。他们就像牧师一样——被某种宗教的神性弄得盲目了。
如果杰妮能看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没有希望和暗淡凄凉，她会很震惊的。现在除了汽车被允许开到市场上来，还有一条卡车可以通行的公路通到山上，这座村子没有任何变化。当我认为我在那次事故之后不久也将死去的时候，我开始写一本书，然后再也没有停下来过。它的名字叫作：《梦想是童年丢失的城市》。
二十年来，我并不是每天都写。在我死去之前，我是不会完成它的。我在写的这本书是终结其他所有书的那一本，我的死将会是结局的那一章。我也画了书里所有的插图。这本书是关于我和里奥还有杰妮在一起的生活的。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画出来，所以我在画上用一个“X”代表我自己。有时当我阅读之前写的章节时，我会突然置身于旧日时光之中——就像置身于有人用你的人生搭建的剧院布景里。回忆就像由演员来扮演的人生。
杰妮总在阳光中醒来，她总是喝着橙汁。就算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，洛杉矶依然很温暖。在美国，有些人是在沙滩上过圣诞节的，在澳大利亚也是。而我总是在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中醒来，那声音就像一百个威尔士母亲的唠叨。每个雨点都是带有微小锈迹的一个记号。
杰妮是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气候的。班戈有一所大学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观察云朵。我还记得她对那一大团白色的、缓慢地打着旋儿扩大的东西是多么吃惊。我给了她一纸杯的鸟蛤。以前你可以从运货的马车上买到这些东西，但那些鸟蛤都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杰妮的口音非常柔滑和浓郁。我以前总希望我的祖先也去了美国，也许那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也许我们会在剧院相遇，在车辆入口处相遇。也许里奥和我就可以一起组装出一部老破车——就是人们会在车库里鼓捣出来的那种车。
二十年前，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。我只是想转向里奥，冲他做鬼脸，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。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，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。我愿意认为，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、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。他们是在也同样照耀着我们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。月亮，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。
他们告诉我，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。
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。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。大多数人正要醒来。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，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，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。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。雾气消散开来，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。火点起来了。威尔士的早晨充满了煎鸡蛋和木头生火的烟味。孩子们在温暖的床上打着滚，他们很快会从梦的怀抱中挣开。所有的怀抱都是上帝的使者。这里现在还是夜晚，但在别的地方已经是白天，日夜的交替轮回以某种方式一直在继续，继续，不管我们是否置身其中。
突然之间，天空充满了雨，雨点有拇指那么大。很快就是圣诞节了，学校里的孩子在排演一出戏，他们还自己做了戏服。夜是悬挂着的破旧的面纱。现在是满月，但是总有月亏之时。里奥的脸在每一面镜子里等待着我。梦是我们的灵魂未完成的羽翼。
（长 日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《黑暗中的绽放》一书，王 娓图）
《读者 》
2019年4月第7期
一条线的故事
画完《一条线的故事》，我悟得这么一个道理：大凡艺术作品，比如一首诗、一支歌、一篇文学作品，当然也有画，其中都是有秘结的。秘结包括了回忆、思念、向往，或者愤恨和哀怨。我们读李商隐的诗，读到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之所以觉得好，是因为它勾起了我们自己的情事。但是，李商隐的这首诗绝不是为我们写的，古人也不会像现在的作家，为写作而写作。他一定是给具体的人写的，背后一定有一个凄美的故事，遗憾的是李商隐和那个具体的人死在了唐朝，我们无法再知。
《一条线的故事》挂在展览厅，看的人很多，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。
有的说，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，而没有如愿。
有的说，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最复杂的事的经历。
有的说，画家是不是曾经赌博？
“故事肯定是有的，”我笑了，“可你们说的都不是。”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“为什么要知道呢，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”
（月亮狗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《倾听笔墨》一书）
《一条线的故事》挂在展览厅，看的人很多，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。
有的说，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，而没有如愿。
有的说，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最复杂的事的经历。
有的说，画家是不是曾经赌博？
“故事肯定是有的，”我笑了，“可你们说的都不是。”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“为什么要知道呢，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”
（月亮狗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《倾听笔墨》一书）
《读者 》
2019年4月第7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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